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掀开蒸笼，白雾腾地窜起来，糊了眼镜片。油条在油锅里翻滚，滋滋作响，老板用长筷子一夹，金黄的油条便落进铁丝筐，油滴顺着网眼往下淌，在铁盘里聚成一小滩。旁边穿校服的女孩踮脚指着豆浆桶：“阿姨，要甜的，多放糖。”老板娘笑着舀了满满一勺，糖粒簌簌落进碗里，在乳白的豆浆上堆成小山。 我买了个茶叶蛋，蛋壳裂着细纹，剥开时指尖沾了点酱油色。咬下去，蛋白弹牙，蛋黄沙沙的，带着淡淡的茶香。老板擦着汗凑过来：“这蛋是昨儿晚上煮的，泡了一宿，入味。”他指指墙角的煤炉，“那锅卤汤用了十年，每周都添新料，八角、桂皮、花椒，还有我媳妇从老家带的山奈。” 正说着，穿工装的男人骑着电动车停在摊前，车筐里放着安全帽。“老样子？”老板问。男人点头，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。老板转身从蒸笼里端出碗豆腐脑，雪白的豆花上淋着红亮的辣椒油，撒了把葱花，又舀了勺炸得金黄的黄豆。男人接过碗，蹲在马路牙子上，吸溜着豆腐脑，油条掰成小段泡进去，吃得满头大汗。 我旁边坐着个老太太，戴着老花镜看报纸，面前摆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。她用油条蘸着豆浆吃，咬一口，油条便软塌塌地耷拉下来，豆浆顺着指缝往下流。她从兜里摸出手帕擦手，忽然抬头问我：“姑娘，这油条是不是比以前小了？”我愣了下，仔细瞧了瞧，确实比记忆里的细了些。老板在远处喊：“大姐，油没涨价，但面粉贵了三毛，不缩点量，得赔本！”老太太摆摆手：“行吧，吃惯了，换别家还不乐意呢。” 太阳渐渐升高，早餐摊的人少了些。老板娘开始收拾碗筷，把用过的竹筷泡进热水里，用抹布擦桌子。老板蹲在煤炉前，往炉膛里添了块煤，火苗腾地窜起来，映得他脸通红。他掏出烟点上，深吸一口，吐出个烟圈：“干这行二十年了，从推三轮车到摆摊，再到现在租了这小门面，不容易。”他指指墙上的营业执照，“儿子在城里上班，说让我们别干了，去享福。可闲不住啊，早上四点就得起，和面、发面、煮卤汤，忙到九点多收摊，下午还得准备第二天的料。但听着油条下锅的滋滋声，看着客人吃得香，心里就踏实。” 我起身要走，老板娘塞给我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个茶叶蛋：“带路上吃，不要钱。”我推辞，她笑着把袋子塞进我手里：“早上第一锅蛋，最入味。”我攥着温热的袋子，看他们又开始揉面，白面团在案板上被摔得啪啪响，像在和清晨的阳光打招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