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七点，小区门口的煎饼摊前已经排起长队。我缩在羽绒服里，哈出的白气在眼镜片上凝成薄雾，看老板娘王姨左手转铁板，右手舀面糊，手腕一抖，面糊便均匀铺成圆形。排在前面的张叔举着保温杯：“老样子，加俩蛋，多抹酱。”王姨头也不抬：“知道，您家闺女今天期末考，得吃好点。” 铁板滋滋作响时，我注意到她围裙口袋里露出半截记事本，边缘卷着毛边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老主顾的口味偏好：三单元201不加葱花，五单元602要放辣但别太碎，七号楼小夫妻的煎饼总要多包层纸，说是孩子手嫩怕烫。最底下那页还画着歪歪扭扭的表格，写着“鸡蛋-15板”“薄脆-8包”“生菜-3把”，旁边用红笔圈出“周三进货”的字样。 “姑娘，要辣吗？”王姨的声音把我从本子上拽回来。她正用木铲沿着铁板边缘撬煎饼，薄脆在热气里微微鼓起，像片金黄的云。我摇头说不要，她便顺手多抹了勺甜面酱：“天冷，酱多扛饿。”说话间，斜刺里插进来个穿校服的小男孩，踮着脚往铁板上瞅：“阿姨，我妈妈让我问，昨天的杂粮煎饼还有吗？”王姨笑着掀开保温桶，露出泡在热水里的玉米面：“早给你留好啦，在桶里焐着呢。” 队伍慢慢往前挪，我闻到身后飘来豆浆的香气。转头看见穿红棉袄的奶奶正把塑料杯递给卖豆浆的大爷，杯壁上还凝着水珠。“多给半勺，我家老头子牙口不好。”奶奶说着，从兜里摸出块水果糖塞给大爷的孙子。小孩咯咯笑着，把糖纸剥得哗啦响，惊飞了梧桐树上打盹的麻雀。 轮到我时，铁板上的煎饼已经卷成金黄的筒。王姨用油纸包好，又塞了根竹签：“拿着方便。”我接过时碰到她的手，粗粝的掌心带着铁板的余温。她转身去招呼新来的顾客，围裙带子在腰间晃啊晃，像面小小的旗。